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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和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
Eric 今日美政这是我们和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今日美政” 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帮助北美的华人了解西方文化，融入自己的国家，维护华人的利益。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也应该反过来，从西方社会的角度来看我们自身，找到我们自身的坐标，才知道我们应该去努力的方向。所以今天的节目，我想通过在华盛顿发生的暴乱来谈一谈我对华人历史文化的一些看法。在 1 月 6 日美国发生了暴乱人群冲击华盛顿国会山事件之后，美国媒体，包括绝大多数右翼主流媒体，态度立刻有了改变。他们不再支持所谓的人民运动，而强烈谴责川普的煽动性阴谋论导致了这场暴乱。甚至连川普曾经的，坚定的拥护者，副总统 Pence 和刚刚离任的司法部长 Barr，都公开谴责川普的行为是不可被接受的，是一种 “背叛行为”。包括教育部长，运输部长在内的一大批川普政府的官员，以及白宫内的川普幕僚，都提出了辞职，和川普撇清关系，川普王朝已经开始呈现众叛亲离，分崩离析的局面。而与之相比，华裔的一些川普支持者，依然在痛惜所谓 “人们起义被镇压”。一些华裔的所谓民主人士，痛哭流涕，认为这一次是正义的力量被邪恶的腐败的政客给压制了。请注意，这里也发生了和东西方社交媒体上的区别类似的现象：在美国，抱这种“人民起义反抗腐败政客”观点的人绝大多数是社会底层或者被边缘化的少数几个知识分子；而在华裔中，却是大多数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民主自游的追求者，却抱有这种和西方主流格格不入的价值观。有趣的是，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有资格来指导西方文明，在他们眼里，他们认为整个西方的知识界，主流知识分子，政治家和社会学家，都太左倾了，那些大企业和华尔街，已经控制了美国，他们唯利是图，赚钱不怕搞垮美国。听起来似乎很有讽刺意味。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并不孤独，其实我们“刚刚”干过这种事儿。我们在 20 世纪刚刚结束一连串的战争，刚刚摸到现代文明门槛的时候，就已经认为自己进入了人类所谓 “最高级的文明形态”，并已经开始对西方开始了指导工作。当然，最后证明，我们其实弄错了。这里的原因可能是，我们往往忽略了西方文明和汉族文明之间的差异。在西方完全很少有人能够接受的 “人民起义”，在汉族人看来，其实接受起来并没有那么难。一个很多人可能忽略的问题是：西方文化，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人们对权威的服从性，要比汉族好得多。英国的历史好像一杯彩虹鸡尾酒，是一层一层叠加上去的。其中最主要的三块，是罗马人带来的法治，盎格鲁撒克逊人，包括北欧人带来的部落文化，和后来的基督教文化。如果说拉丁人从希腊人那里学来了较为平等的民主思想，日耳曼蛮族中却始终保持了等级森严的领主和附庸之间的关系。他们在同一等级中，是存在一定的平等和制衡的，比如所谓国王也只是贵族中的一个带头大哥而已，并没有绝对的权力。但不同等级中，几乎没有可以跨越的可能。请注意一个事实，在英国漫长的历史中，仅仅爆发过一次大型的农民起义 Wat Tyler 起义，而这次起义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减少税收，废除农奴制和允许自由买卖。作为华裔，你会不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们不想打倒国王，改朝换代呢？答案是：这些傻不辣鸡的英国人，根本连想都没想过这么回事。他们的传统文化认为酋长和国王是天然有政权合法性的。我们对比一下，在汉族文化中，自周天子失德（周平王杀死父亲建立东周）之后，诸侯对最高贵族周天子的敬畏之心基本上就消失了（我还是更愿意加入地理范围的原因：东亚土地过于广阔，使得贵族之间缺乏交流。）。但至少这个时候诸侯内部还是有贵族血统一说的。但我们看到，在秦末战争期间，相继恢复的几个诸侯国，都已经不是原本的贵族王室了，而是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将领们（平民）。楚国可能是唯一一个旧王室继续做国王的国家，但实权也不在王室手里。陈胜吴广和 Wat Tyler 都喊出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口号，但注意他们之间的一个巨大区别，陈胜吴广是要“称王”的，“大楚兴，陈胜王”，而 1500 年之后的 Wat Tyler，做梦也不敢称自己为 King。这是因为他既是这样做，也没有人会承认他。这个意思是说，从各自文明的形成轨迹上来看，来自东亚的我们，实际上对权威并没有一种类似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的天命观（君权神授），我们更相信实力观，谁赢了谁做王，“彼可取而代之”“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但如果单独强调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等级观念和顺服性，显然无法解释现代自由平等观念在欧美的深入人心。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英国人砍掉了自己国王查理一世的头。这首先有我们前面讲到的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内部是有相当的平等观念的，击败查理一世的，不是农民起义军，而是议会军和宗教势力。英国内战不是人民起义，而是贵族和清教徒需要制衡国王和撵走天主教势力。英国短暂地成了一个共和国，但依然觉得不适应，最终迎回了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才算暂时告一段落。请注意，这已经到了 17 世纪，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开始重视个人的价值。一旦重视个人价值，就一定会导向平等观念（奴隶是没有个人价值的）。这个时候，西方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如果君权不是神授的，如果人人是平等的，那么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如何解决？克伦威尔面对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这个问题，在东方的钟国，几乎不是问题，谁拳头大，天命就归谁。所谓王朝气数已尽，说得其实就是它的军队战斗力不行了。看到区别了吗？就在查理一世被砍头后两年，托马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出版了自己的“利维坦” Leviathan。第一次开始论证一个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从哪里来。霍布斯也因此被称为现代政治哲学之父。其后的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大卫休谟，直到托马斯潘恩和罗素（只有他不是英国人），虽然他们的学说各有不同，但宗旨都是为了说明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必须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在这一套复杂而严谨的政治哲学中，西方文明才开始进入现代民主国家的模式。投票选举的核心，就是被统治者来选择自己满意的统治者。如果英国同意美洲殖民地派出代表进入议会，遵从他们对政府合法性的诉求，美国独立战争很可能可以避免。事实上美洲殖民地的人们一直是向英国国王控诉议会的专权，而不是反对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明白了这两点，你才能真正明白西方文明，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两个特点。第一，他们非常珍视和强调政权的合法性来源；第二，一旦政权建立，他们对合法政权是相当敬畏，谁拳头大谁能抢得权力，这不是他们的文化。所以，冲击合法议会的行为，在以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为底色的美国，是一种人神共愤的行为。美国的政体是具有充分合法性的，如果你觉得大选有舞弊，那么有法院可以去申诉。川普申诉了 62 个案子，输掉了 61 个，赢得那一个申诉也和大选舞弊无关，这种时候你还去冲击国会，僭越自己的权力，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就好像你打牌输了就耍赖一样可耻。在北美大多数华语自媒体关注的重点是钟国，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当这些华裔自媒体人开始关注美国时，往往显示出文化上的不适应，他们往往用钟国式的阴谋思维和斗争思维去解读美国的问题。一位著名的华语自媒体人在 Youtube 上说 ”舞弊的证据法庭不承认，不代表不是真的，这个法庭不承认，说不定那个法庭承认呢？我们还有良心法庭呢？！“ 完全不理解西方社会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这种运作背后的政治哲学理念。在北美，你官司最终输了就活该，哪怕你有理，你也得服从这个规则运行的结果，断不可做规则之外的力量对抗，谁拳头大听谁的，谁能夺取议会听谁的，谁能调动军队听谁的。那样的话，你生活的这块土地，就不再是新大陆了。Eric 今日美政 2021年1月8日...
新技术时代的来临
Eric 今日美政新技术时代的来临在美国议会中，面对像 Amazon， Facebook，Google，Apple 等巨头的互联网公司，如何对他们进行管理，是否应该对他们施行反垄断措施，渐渐成为议会讨论的热点。支持方认为，这些公司明显已经在各自的领域中产生了垄断，这会进一步减少竞争。而我们目前的立法，包括反垄断法又不适应这些新技术公司，众议院法律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称，“这就好像我们回到了那些大型的石油和铁路公司突然出现在美国一样。” 他们认为，应该尽快立法来削弱这些大型科技公司的霸权。但反对方却认为，说这些科技公司缺乏竞争只是人们的经验和想象，无论是 Amazon 还是 Google，他们在各自领域都面临极大的竞争压力，像 TikTok 或者 Snap 这种小公司可以一夜之间崛起，新技术不断地诞生，而每一项新技术都可能让互联网企业重新洗牌。所以他们认为目前互联网巨头虽然占据垄断地位，但并不减少行业内的竞争；而这种垄断，是有利于消费者和整个行业的。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市面上有七八十种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我们会面临多么大的麻烦。如果网络购物不止 Amazon 一家，那么不但搜索起来困难，而且价格也做不到今天这么低。一个趋势是，拜登政府很可能对互联网企业加强管理。但我们目前的问题，却是立法者（议员们）对新技术的陌生。无论是福特公司，还是美孚石油，都从来没有出现过像 Tesla 和 Google 这样规模的负债，这样规模的成长，和这样低的缴税率。这不是我们历史上遇见过的情况，这需要我们深入的学习。也许我们可以先从透明度做起。我们可以制定法律来要求科技公司和科研机构共享他们的数据。我们首先要明白他们在做什么，才可能明白这个行业的运作机制。科研机构的报告和建议，可以作为立法者的参考。这同时要求，在要求科技公司共享数据的同时，必须保证他们数据的安全和用户的隐私。在普通法的国家，之前的判例是之后判罚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政府对于起诉科技公司，缺乏经验。他们不想输官司，所以就表现得非常畏手畏脚。从 2011 年到 2019 年，司法部对新科技公司仅仅提出了一起反垄断起诉，而使用的之前判例甚至还要追溯到对微软公司的反垄断起诉（2000 年）。如果我们的政府不更加积极地进行这一类起诉，那么我们不可能积累足够的诉讼经验，也不能获得足够的判例。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起诉的过程，来进一步了解新科技企业的特性，已促进制定更为合适的法律。如果政府不愿意去招惹那些巨头公司的话，为什么不从小科技公司的合并开始做起呢？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起诉的缺点。这种商业起诉往往代价巨大，拖沓延宕。对于政府来说，这种拖延和我们需要赶上技术进步的目标是矛盾的，而从科技公司来看，这种起诉使得他们无法集中精力在开发新的技术上。但无论如何，一个政府如果无法充分理解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的技术革命，这始终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这一次技术革命，和我们之前遇到的都不太一样，我是在说，这种技术进步会类似于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一样，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社会结构。我们拿汽车来举例。在之前的人类社会里，几乎所有产品都可以分等级。如果你买不起 100 万的法拉利，但你可以买得起 3 万美元的小型轿车。制造小型轿车的丰田事实上比豪华汽车的制造商更赚钱。但到了科技时代，情况完全变了，由于数据产品的复制几乎无需成本，而巨大的销售量可以摊薄研发成本。所以市面上只有顶级产品，没有 3 万一辆的低端汽车。富豪们用的操作系统和我们完全一样，iPhone 几乎没有选择余地。这就意味着空前的赢者通吃。制造数据产品的公司注定不会像制造汽车的公司那么多，他们内部竞争的方式完全不同。而同时，这种数据产品的生产的自动化，远远超过传统工业产品。计算机程序目前更多地是由计算机本身生产的。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人类的创造变得越来越趋近于顶端设计而不是具体加工。在传统工业时代，一个工程师需要上百个工人的配合才能生产出他设计的产品，而现在大概只要一个十几人的小组，就可以完成一套大型的商用软件，完全不需要任何工人来帮助他们生产出来，是的，连 CD 盘都是过时的。这导致所有生产的利润全部向头部集中，这种行业从本质上来说，就不是一个可以分工合作，分享财富的机制。富豪可以瞬间产生，但整体社会的收入，却停滞不前了。而趋势是，这一头部，会越来越小。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不需要人来完成生产。我们的社会将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而变成了 1% 的人和 99% 的人的对抗。这是非常危险的。而这 99% 的人口还在继续被社会抛离。50 年前，美国雇人最多的企业是通用汽车，他们的工人平均工资，相当于今天 50 美元/小时。而现在美国雇人最多的企业是 Walmart，工人小时工资只有 8 美元。不仅如此，这一实际收入下降的趋势事实上在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体现出来，包括有大学学历的，甚至博士学位的人，统计显示，他们的工资基本上从 1991 年开始就出现明显的停滞。要注意一点，这一时间段里，女性收入是提高的。这就意味着，男性实际的收入，是在明显下降的。从我们以前经常介绍的社会安全感的观点来看，大家不难理解为什么女性普遍反对川普，而男性则大多数支持川普：收入下降导致安全感下降，安全感下降导致集体主义思潮上升，而集体主义永远是呼唤强人领导者的。所以我们看到的那些 CEO 和华尔街的金融家们，收入暴涨，而包括律师医生大学教授在内的传统社会的生产者们，收入出现了实质性的下降。1965 年美国收入最高的 CEO 的收入，大概是普通工人的 20 倍；而1988 年就上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