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以色列正走向没落？

Eric 今日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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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进行了第一次的公开会晤。席间拜登强调了面对面会晤的重要性，强调了双方积极沟通和避免相互误解的重要性。拜登说：“我们必须确保双方的竞争不要转化为对抗，我们需要负责任地管理这种竞争。” 并首先提出了双方在全球气候问题、反毒品问题和 AI 管理问题上的合作，对于世界来说是很重要的。而习近平主席则不出所料地首先提到了经济问题。他说：“世界虽然走出了新冠疫情，但疫情带来的影响还在。世界经济开始复苏但动力不足，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干扰，保护主义抬头。” 习近平主席对于国家竞争的看法与拜登总统不同，他不认为大国之间应该竞争。他说，“大国竞争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但我觉得这里只是双方对 “竞争” 这个词的理解不同。中国方面认为的竞争，其实就是美国方面所说对抗和冲突。总的来说，习近平主席的发言给我的感觉是，中国希望美国不要继续遏制中国的发展，双方都可以自己发展自己的。地球容得下两个大国。但这种说法恐怕很难被美国理解。

美国对于中国的发展，有着矛盾的看法。一方面，从美国的理想主义出发，美国并不希望看到一个贫困的中国，这从美国早期对中国的大力，甚至是无私的援助可以看出。但美国也有一个底线，就是你的发展不能侵害我的利益。尽管习近平主席强调说一个地球可以容下两个大国，但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发展严重地挑战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

在经济上，中国的举国体制、不公平的企业补贴以及对美国技术的不合理的获取，正在侵蚀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不进行反击是不行的。这种反击，在美国 80-90 年代对日本产品的反击，是同样性质的。只是因为当年日本产品对美国产品构成的威胁没有今天中国产品对美国产品的威胁大，因此反击的力度也没有今天那么大。但在另一个层面上，日本在国际事务上，是美国坚定的盟友。但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是美国的对立面，甚至是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挑战者。这表现在中国对朝鲜、对俄罗斯，甚至对伊朗的支持上。在这种真实存在的竞争关系，甚至对立关系的背景下，谈 “一个地球可以容下两个大国”，习近平主席的这种说法很难被美国人理解和接受。

但是，我不知道中国是否有具体的和美国划分相互势力范围的打算。如果有的话，这其实是双方可以进行谈判的东西。美国应该承认中国的崛起，并将对世界的管理权，部分地让给中国，这是双方可以和平共处，“负责任地管理相互竞争 ” 的一个现实基础。我不知道中国是否有这样的打算，从美国方面来说，这也是美国应该考虑的问题。我自己的感觉是，双方似乎还没有达到这种相互对峙的局面。就好像战场上，双方都还觉得自己能争夺更大的地盘，因此还会保持相互进攻的态势。但一旦等到战线稳定，双方都觉得无力彻底战胜对方的时候，就应该是时候坐下来谈谈相互划分势力范围的事儿了。

但是即使双方还没有打算划分具体的所谓 “停战战线”，如我昨天所说，这次峰会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底线共识，即相互明白对方的底线是什么，不去触碰这个底线，也是一件非常有积极意义的事情，这至少可以使得美中关系不至于进一步恶化。

目前最新消息显示，美中双方都已经同意恢复军方互通信息机制，并遏制芬太尼向美国蔓延。这算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明确向中国提出需要控制伊朗，不希望加剧中东的紧张局势。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说，中国已经在与伊朗方面就此议题进行讨论。我们将继续观察，看看最后是否有美中双方就这次会谈的成果公告。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今天的以色列是什么样的，以及我为什么说以色列是一个走向没落的国家。

首先我们要知道，以色列是一个标准的移民国家。虽然来到以色列的基本上都是犹太人，但这些犹太人来自世界各个角落，他们原本属于不同的文化圈，有各自不同的生活习惯，以及不同的价值取向。所以以色列国内民众的意见分裂和对立，比今天的美国还要强烈。

以色列的犹太人根据各自的来源大致分为几个比较大的族群，比如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塞法迪犹太人、米兹拉希犹太人等等。我们不需要去记住这些名称。我们只需要大致地知道，他们一部分是来自西欧的犹太人，另一部分则是来自东欧、俄罗斯、北非和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由于各自原本的文明程度不同，因此他们在很多方面的认知和价值观都有很大的不同。简单地划分，来自西欧的犹太人更加开明和进步，来自东欧及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则更保守和宗教化。

事实上，我们熟悉的所谓 “锡安主义”，也就是犹太人建国这个概念，本身就划分为 “政治锡安主义” 和 “文化锡安主义”。政治锡安主义者，是希望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能够融入现代人类社会，建立一个强大富裕的犹太国家。以色列国父，也就是锡安主义的创建者赫兹尔，本身是奥地利人，他就是坚定的政治锡安主义者。他们是希望以色列文明进步的人；但另一部分则是文化锡安主义者。这部分人基本上都是宗教的极端信徒。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人类社会，整天想的就是如何服从自己宗教经典 Tanakh 的教导，取悦上帝，然后死后能上天堂。

以色列早期历史中，政治锡安主义者起到了主导作用，他们建立了以色列的基本国体。但是，越往后，右翼的势力越强大。而在进入了 21 世纪之后，右翼保守势力已经占据了以色列政坛的主力，21 世纪的 23 年中，右翼执政达到了 20 年，占绝对优势。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保守势力的生育率极高。这又是一个子宫战胜头颅的例子。

以色列的精英阶层和普通的发达国家民众一样，生育率不高。基本上一对夫妇只有一到两个孩子。而极端保守派的生育率极高。比如说，最保守的原教旨犹太教徒哈雷迪，他们平均一对夫妇生育 7.7 个孩子（圣经禁止人避孕）。而且哈雷迪社区的人，并不融入现代以色列社会，他们的孩子从小只学习圣经，不学习任何现代科学和现代人文科学。他们不给以色列政府纳税，也不服兵役。换句话说，哈雷迪社区的人，几乎完全是靠以色列政府供养的。那么，哈雷迪社区有多少人口呢？目前是 130 万。全以色列犹太人人口只有 710 万。这就是说，以色列有超过 18% 的人口，完全对这个社会没有贡献。但是，在民主社会中，他们有选票。

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社会越来越右翼的根本原因。即使右翼的利库德集团本身，并不是一个宗教极端的政党。但是，在以色列一院制的议会政体中，他们必须要去团结类似哈雷迪这样的宗教保守势力，来获得足够的选票上台。当然，他们必须回报这些宗教团体，利库德集团当政期间，不断给予宗教团体越来越多的优惠，也不断执行着这些宗教狂热人士们要按圣经的约定占领整个巴勒斯坦的中东路线。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出，这条路线正在使得巴以冲突越来越尖锐，以至于到了无解的地步。昔日还能够促进巴以和平的工党和左翼政党，目前在以色列，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了。

这就要说到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所谓司法改革。这是怎么回事呢？

以色列的政体是一个设计得比较简单的民主政体。它本质上就是一个一院制的议会制政府。按我们熟悉的三权分立的概念来说，议会制政府本身就存在一个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高度统一的情况。老百姓只是投票选自己选区的议员。然后在议会中，议员们再选择自己拥戴的领导人做总理。议会是立法机构，而总理是行政机构首领。这就是说，行政机构本身就是立法机构选举出来的。那么立法机构中占大多数的人，同样也操纵了行政机构。双方几乎是没有什么制衡的。更何况以色列是一院制，就那么一个议会，叫 Knesset，120 个席位。120 个人，决定了以色列全部的政治。这种涉及，又反过来为民粹主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唯一能够对以色列政府和议会起到制衡作用的，就是以色列独立的司法。以色列最高法院有权判决议会的立法和政府的行政是违反宪法（以色列由一系列基本法构成其宪法体系）的。而所幸的是，以色列的最高法院，还基本上控制在精英分子的手中，还能对民粹主义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

内塔尼亚胡的所谓司法改革，本质上就是要取消最高法院对议会的制衡。司法改革的核心是，如果最高法院判处某一项议会立法违宪，那么议会还可以再次投票，以简单多数的形式，就可以否决最高法院的否决。这等于就是说，最高法院你即使否决我议会的决议，我大不了投两次票，就能让你最高法院上一边凉快去。这从本质上，就是取消了最高法院对议会的约束能力。

大家可以想一想。一个一院制议会制的政府，在一个民粹主义极其浓厚的国家，再加上宗教原教旨主义人口迅速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再取消最高法院对议会立法的监督，这是不是就直接能造就一个民粹主义的多数人暴政的政府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很容易看到结果的前景吧？

因此，大量以色列的精英分子，包括知识份子和军人，都大呼以色列马上要变成一个独裁国家了。这就是为什么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司法改革的抗议浪潮不断的原因。大多数以色列精英分子都持有其他国家的护照，或者他们很容易获得其他国家的居住权。他们威胁说，一旦以色列走上这条道路，他们将离开以色列。

一位来自中国的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的终身教授张平说，以色列如果继续在现在的道路上走下去，随着宗教原教旨势力不断随着人口数量的扩大，以色列很可能走上伊朗的道路，即宗教势力完全淹没和颠覆之前的现代化进程。我想多说一句的是，这其实正是早期政治锡安主义者，也就是国父赫兹尔这帮人担心的事情。他们曾经希望犹太人不要回到耶路撒冷建国，而是在非洲建国，当时的一个考虑就是担心回到宗教气氛极强的耶路撒冷，会导致犹太人的宗教情怀大爆发。早期的犹太精英们非常清楚，在现代社会里，宗教情怀大爆发，走上宗教原教旨主义道路，无疑将会葬送一个民族。但很不幸的是，各种机缘的巧合下，以色列人还是最终回到了耶路撒冷；而他们也正服从着这种宗教回归的历史规律，正在走向没落。

希望上帝能创造奇迹，否则以色列走向没落，几乎是无可避免的结局了。

Er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