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有许多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新教，特别是加尔文宗，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因为从社会统计学的角度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手工作坊的老板、工匠、商人、银行家、企业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他们的信仰中有一种伦理规范，在这种规范指导下，他们培植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
问：加尔文宗的影响力似乎不仅仅在于教义的改革，更在于推动了社会形态的变化。
答：你看得很准。这是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为研究这个问题，德国社会学巨人马克斯·韦伯，投入大量心血。他的重要成果是一部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这部著作中，他要回答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为什么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都特别地赞成教会中的革命”。他认为，新教徒中有一种特殊的商业意识和狂热的宗教虔诚的结合。他指出，“特别是加尔文宗，无论它在什么地方出现，总是体现着这种结合”。但是听友们应该知道一点，基督徒宗教虔诚所构成的一些道德规范，并不始自新教徒。在基督教发展的早期，甚至在他们饱受罗马帝国皇帝迫害的时候，这些道德规范就已然形成。英国大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他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指出，“基督徒严肃的独居生活，使他们憎恶当时人的骄奢，而习惯于奉行廉政、淡泊、简朴以及一切平凡的家庭美德。由于大部分教徒都从事某种行业或职业，他们便有责任以最大的诚实和最公平的交易方式，消除世俗的人对他们的外表的圣洁极易产生的怀疑”。这种摒弃俗世享乐的信条，在沙漠教父那里表现得很极端，这些教父生活在荒无人烟的沙漠，山洞之中，仅以最简单的食物为生，每日以苦修和冥想来追求神秘体验的最高境界。
问：这些沙漠教父中最出名的就是圣安东尼吧？
答：对，圣安东尼的生平是许多大作家创作的灵感来源。福楼拜就写过一部书，叫做《圣安东尼的诱惑》，他要探讨人怎样抗拒一切尘世的诱惑。最早作圣安东尼传的是亚历山大城主教阿塔纳修，他记述道，“每当有吃饭、睡觉，以及其他的生理需要时，圣安东尼就想到灵魂的精神性功能，并因此而羞愧不已。所以经常在快要与其他隐士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想起灵性的食粮。马上求得大家的谅解而走开了，认为让人看见他吃饭也是一件羞愧的事儿”。以这样极端的苦修生活，是不可能从事任何社会商业活动的。而到了天主教会一统基督世界时，一些教皇、主教、教士的行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放纵无度、腐化堕落。所以才有出卖赎罪券这种行为。新教则排斥两个极端，即要求虔敬的生活，又不摒弃人间的职业活动。因为在新教，特别是加尔文宗，把尘世间的活动叫做召唤calling, 一种职责召唤。他们认为，这是神的召唤。所以，加尔文宗教导人们要把尘世生活看作神的恩赐。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中，提醒信众，要警惕，“双重的危险，对今世的态度过于严厉或放荡”。他说，“《圣经》也适时教导我们，如何正确使用今世的福分，因我们若要在世上生活，就必须使用那些能帮助我们生活的事物。而且我们也不能避免使用那些不仅满足我们基本的需要，也带给我们快乐的事物”。这样的改变，无疑为信徒在尘世从事各种活动，赚取财富并享受财富，提供了可能。
问：这可和加尔文在日内瓦城推行的政策不同。
答：表面上看，似乎有些矛盾。其实加尔文只是要人知道，尘世的美好生活只是神的恩赐，因此享受尘世生活，必须节制、简朴和感恩。不过他明确讲，“我们的原则是，若我们按照神创造世界的目的，使用它的恩赐，这并没有错，因此认真考虑神创世之目的的人，将会正确使用这些恩赐”。那么怎样才算正确使用了神的恩赐呢？加尔文作了一个重要的解说，他区分了维持基本生存和享受这两个层次。他说，“我们若思考神为何创造饮食，就会发现这不但是为了人的需要，也是为了人的享受和使人快乐。除了人的需要以外，神给我们衣裳的目的，也是为了美丽和体面。草、树和水果，除了本身实际的用处以外，也有它们美丽的外观和味道”。依这个解说，沙漠教父弃绝人世的苦修，并不能算正确使用了神的赐予。加尔文甚至很严厉地批评了禁欲主义的苦修，他说，“我们当远离这不人道的哲学，即约束人只按照自己基本的需要使用事物，却因此禁止人享受神的慈爱，也剥夺人一切的情感，使人宛如木头”。听友们可能觉得有点奇怪，加尔文宗给人的印象是最刻板、朴素的，在英国，它干脆就称自己为清教徒。
问：加尔文区分物质生活的必须与享受，这对从事商业、工业活动的新教徒，有什么影响？
答：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书中，对天主教与新教的特色有个很一般化的对比、概括。他认为，根据一般人的印象，“天主教更注重来世，其最高理想更具禁欲苦行色彩，这无疑会将其信徒培养的对现实的利益无动于衷，在新教一方，这种解释被作为抨击天主教生活方式中禁欲理想的根据。天主教则非难说，正是因为新教把全部理想世俗化，才搞得人人唯利是图”。不过我要马上提醒听友们，天主教的苦修传统是真实的，但罗马教廷的腐化、堕落也是真实的。韦伯的概括，是就各自的教义和教规而论，并不能说明一个教派内部的复杂情况。他还引一位作家的话说，“天主教更为恬静，更少攫取欲，天主教徒宁愿一辈子收入不高，但尽可能安稳地生活，也不愿过有机会名利双收，但却提心吊胆、担当风险的生活。俗话说，‘吃好睡好，两者择一’，用在这里，就是新教徒宁愿吃得舒服，天主教徒则乐意睡得安稳”。不过，韦伯也特别指出，在欧洲各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表现，并不完全一样。现实的情况，倒是“在苦修来世，禁欲主义，宗教虔诚为一方，以身体力行，资本主义的获取为另一方的所谓冲突中，最终将表明，双方实际上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不过，就像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加尔文派确实是把“一种异乎寻常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和一种渗透着支配整个生活的极其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让韦伯着迷的是孟德斯鸠的一句话，“英国人在世上所有民族中，取得了三项最长足的进展，即虔诚、贸易和自由”。这三者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它又如何促进西方世界的转型，下次我们来看看韦伯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