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探讨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的关系时，马克斯·韦伯分析了“职业”这个词在新教伦理中的特殊地位。新教伦理把人们日常的求生活动，日常的劳作、职业当作神的召唤。人们从事百业，都是享受神恩，都是对神的奉献。
问：新教的教义，似乎能把宗教的虔诚和经营、谋利结合起来。
答：是的。上次我们引用加尔文的话，说明新教伦理并不排斥人在尘世中，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赚取利润，享受生活。而且不仅不反对，甚至把它当作人奉献上帝的义务、责任。这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精神扩张的一个道德理由和宗教理由。韦伯特别分析了一个词，就是德文的beruf，英文的calling。这个词表示职业，但却含有天职、神召的意思。韦伯强调这个词的宗教含义是“上帝安排的任务”。他发现，“无论是在以信仰天主教为主的诸民族语言中，还是在古代民族的语言中，都没有任何表示与我们所知的职业相似的概念的词。而在所有信奉新教的主要民族中，这个词却一直沿用至今”。而且，韦伯发现这个词来自《圣经》，但它却不是《圣经》中的原词，而是出自译者自己的体会。也就是马丁·路德在翻译《圣经》时，创造了这个词。韦伯敏锐地指出，“同这个词的含义一样，这种观念也是新的，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职业概念中包含了对人们日常活动的肯定评价”。那么，这个观念它新在何处呢？韦伯指出，“至少有一点无疑是新的，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正是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的思想。这样，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天职”。
问：韦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职业，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答：当然，韦伯这样的超级社会学家，当然能见人所未见。好，我们接着分析。在韦伯看来，加尔文的新教教义比路德的教义更有助于培植资本主义精神。因为加尔文教义中的命定论，这我们在前面已经给听友们作了介绍，相信人是否得救，已经由上帝决定了。你是上帝的选民还是弃民，与你个人的行为无关。这样一来，人实际上就无所依附。按照韦伯的分析，“这将给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重要后果，即每个人所感到的空前的内心孤独”。这种孤独感带来两个后果，一是人不能相信奇迹，而只能相信已然注定的上帝的恩典。二是，尘世的一切活动，不是为了赚取上帝的选择，而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这样看起来，似乎尘世的存在，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了。但韦伯提醒我们，情况恰恰相反。因为，“与此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会成就，因为上帝的意旨，是要根据他的圣诫来组织社会生活，因而尘世中基督徒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增加上帝的荣耀。为社会的尘世生活而服务的职业中的劳作，就含有这一特性”。韦伯举出的例证是美国国父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听友们也许知道，富兰克林有一本销路极广的书，叫做《给愿意发财致富的人们的一些必要提示》。书里详细列举了从事商业，或者说从事一切赚钱的活动的必要守则。韦伯不厌其烦地大段引用这些守则，我给听友们举几个例子。其一，“切记，时间就是金钱。假如一个人凭自己的劳动，一天能挣10先令，那么如果他这天外出或者闲坐半天，即便这期间，他只花了6便士，也不能认为这是他的全部消耗。他其实花掉了，或者说白扔了另外5个先令”。这6便士是半个先令，所以富兰克林认为，你本来一天应该挣10先令，你半天不干活，虽然只花了半个先令，那这半天该挣的5先令，你是白扔了。这就证明，时间就是金钱。其二，信用就是金钱。如果有人把钱借给我，到期之后，他又不要回，那么他就是把利息白送给了我。如果一个人信用好，能够借到更多的钱，并且善于利用这些钱，那么他就会由此挣出相当多的钱。借来5镑，运转一年，就变成了50镑，但前提是人家相信你会还钱。其三，金钱具有繁衍性，金钱可生金钱，滋生的金钱又可再生，如此生生不已。5先令经周转变成6先令，再经周转变成7先令，如此周转下去，最后变成100英镑。
问：这可是最简单却最基本的生意经啊！
答：是的。但韦伯从这些经商原则中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这些生意经里包含着一种理想，他说，“毫无疑问，这些话所表现的，正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富兰克林所宣扬的，不单是发迹的方法，他宣扬的是一种奇特的伦理，违反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而不是愚蠢的表现。它不仅仅是从商的精明，它是一种精神气质”。而这种精神气质，是和一种宗教观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富兰克林的父亲是一位加尔文宗的信奉者。他一直灌输给富兰克林一个古训，那是出自《圣经》-箴言篇的话，“你看办事勤恳的人，必站在君王面前”。从而，“人对天职负有责任”这个命题，揭示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和新教伦理之间的关系。但是韦伯反复强调，我们并不是说，资本主义精神来自宗教改革，而是要解释宗教改革“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
问：那这和加尔文的预定论，有什么关系呢？
答：加尔文的预定论，并不能让人在尘世的日常生活中，区分出谁是上帝的选民，谁是被上帝遗弃的人。加尔文认为，这只有上帝知道，所以这实际上是不可知的。既然不可知，每一个信徒就没必要去担心自己，是否能获得上帝的择选，也无必要为求择选而格外行善事，而只需要依照福音书的教诲，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在尘世中生活、工作，这就是善行。韦伯精辟地指出，“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上帝帮助那些自助的人。因此有人指出，加尔文教徒自己创造了自己的救赎，或者更准确地说，创造了对得救坚定不疑的信念”。绕了一圈，现在我们可以说，加尔文的伦理乃是自强、自助、勤勉、守信、虔诚，在尘世中尽自己的天职。无论创造的财富是多是少，都是对上帝的奉献，都是依从了上帝的意旨。这就把日常的经商活动，变成了响应上帝的召唤，为上帝的荣耀在尘世中尽职。它就是calling 天职这一词的本意。因此，当英国清教徒移民美洲，创建美利坚合众国时，那些国父们秉承清教的理想，以实干来建造山巅之城。丹尼尔·布尔斯廷在《美国人》这部书中，详细地记述了这个过程。他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虽然北美洲的清教徒把加尔文派的神学作为他们的出发点，但也仅仅如此而已。他们从加尔文派神学出发，立即转入了实际生活”。因为他们相信，勤奋的创造地上的财富，就是遵从天上之父的最好方法。开国先辈们坚信，自由政府的根基就在于，个人创造的私有财产，以及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没有这一点，任何政府都只能是由土匪组成的野蛮人的巢穴。这就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相结合的政治答案。好，有关加尔文派的介绍，今天就结束了。下面我将会给听友们介绍宗教裁判所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