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youtu.be/OWveUuFtrTg?list=PLW5D-XTJdF9cqYEGvkFKrd-yoPGBdJB0R 北美經綸 16 民主之爭(續二) 我們終於可以開始談談技術在未來的發展,將會如何影響人類政治制度的走向了。 在上一次的節目中,我們瞭解到,因爲技術的發展呈指數級地擴大了個人與個人之間的能力差距,尊重個人,解放個人,給個人以更多的發展空間,越來越成爲我們選擇制度時的傾向。我們逐漸擺脫了以大一統為代表的集體主義價值觀,轉而向鼓勵個人表達,鼓勵價值多元化的方向發展。 但這造成了一定的問題。 正是因爲價值觀的多元化,使得社會原本被集體主義價值觀所壓抑的矛盾放大了。在集體主義價值觀的社會裏,會有一套主流佔統治地位的價值體系。比如華人社會中,很多價值觀念是單一的。成功的人生就意味著努力學習,考名校,有錢有社會地位。男大儅婚女大儅嫁等等。西方社會在集體主義價值觀下也存在較爲單一的好壞原則,比如虔誠信仰宗教,經濟獨立,維護社區等等。 社會上不是沒有非主流的價值觀,比如同性戀、使用大麻一類精神興奮劑、追求個人夢想但依靠父母或者政府救濟而生活等等。這些價值觀原先是受到壓抑的,他們存在,但不對主流價值觀形成挑戰。 到了個人主義價值觀興起之後,一個自由社會判斷對錯是非的標準開始變得更加客觀化。客觀化的意思是說,衡量是非對錯不再以某一種傳統或者文化為標準,而是以是否對社會和他人造成傷害為標準。這一標準可以給予不同價值觀念者以極大的自由度和與主流價值觀平等的話語權。比如同性戀,在原本的基督教文化下,這是難以容忍的,但在個人主義價值觀下的多元化社會裏,同性戀因爲不構成對任何他人和社會的危害,而被接受了。大麻的成癮性比酒精還低,因此也被接受。但海洛因卻不行,因爲鴉片類毒品依然對社會造成傷害,會提高犯罪率,所以沒有被接受。更重要的是,人生意義的標準,變得多元化了。嬉皮士、丁克家庭、無神論者變得稀鬆平常。當然,女權運動和黑人要求平權的運動也在這一時期開始興旺。 儅我們開始抱怨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甚至囯將不囯的時候,我們可能恰恰沒有意識到,個人自由和個人主義本身,必然帶來價值觀的多元化。我們有時候感到不適,實際上是因爲我們在歷史中已經習慣的,已經秉持的價值觀,受到了挑戰。“我的孩子要去非洲,我的孩子竟然是同性戀!”實際上這種情況在人類發展歷史上,發生過多次,新的價值觀體系,取代了舊的價值觀體系。 但這不是沒有代價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并非一眼可見地優於集體主義價值觀。這裏需要説明一下的是,在自然界的動物,集體主義是唯一的生存之道,只有犧牲個體犧牲個性,才能保全群體的利益。只有群體存在,物種才存在。個體動物對於生物界來説,毫無意義。我們之所以發育出了很奇怪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其最低滿足的條件是,我們人類竟然解決了群體生存的問題。今天幾乎沒有哪個族群的人會擔心自己被滅種。結論是:只有在群體利益得到完全保障之後,我們才玩得起高舉個體利益和多元價值選擇的主張。所以,不是我們的先輩人愚蠢或者邪惡,他們才去壓制個人。在大多數時候,這只是一種生存策略的必然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落後本身就是邪惡的。儅生存情況已經改變,群體利益不受威脅的時候,依然保持過時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壓制個體自由,這有時候會變成一群人巧取豪奪另一群人的華麗的藉口。 從個人主義開始興起之後,民主制度就遇到一個困境,即如何去協調這種社會價值觀的多元化。比如說,同性戀,我是讓他們合法婚姻,還是不讓他們合法婚姻?墮胎,我是允許墮胎合法,還是不讓墮胎合法?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個問題上,目前的發展是兩個不同方向。同性戀問題上逐漸放開,而墮胎問題上逐漸收緊。保守和進步各得一分。這裏我們需要注意的就是:技術的進步。 通訊技術的進步產生了社交媒體。社交媒體的作用是,讓普通人各自發現了對方。在傳統媒體時代,媒體的製作者,基本上都是社會精英。他們可以左右普通大衆的看法,畢竟報紙和廣播電視就那麽幾家。社會價值觀的統一,也與此相關。但到了社交媒體時代,技術促進了普通人的交流和相互發現,價值觀開始多元化了。主流價值觀被瓦解。議員的選擇也變得越來越傾向於平民化,甚至有些議員直接代表著最底層最保守的群體的意見。所以說,如果我們不考慮一些政治作弊手段,比如傑利蠑螈現象,那麽現代技術帶來的,是更充分的民意的表達。 民意充分表達放大了社會價值觀層面上的矛盾。於是,美國兩黨之間的分歧,從利益之爭,轉向了意識形態之爭。之前的民共兩黨主要是就具體政策產生分歧,共和黨裏有進步派,民主黨裏有保守派。但現在已經完全發展為意識形態不同的兩黨,民主黨幾乎清一色左派,共和黨則清一色右派。底層價值觀的多元化,在兩黨制的條件下,造成了一種聚集效應,反而簡單化爲了左右之爭。 現代通訊科技的發展,使得民意更充分表達,卻加劇了意識形態分裂,造成了政治上更加難以達成妥協,法案要通過,往往只能通過數人頭的形式,依靠一黨的絕對優勢來强行通過,兩黨合作,越來越少。這至少是目前美國政壇的一個明顯改變。 現代技術的另一個影響,是對勞動力需求的減弱。全球化導致生產外包,這確實是一個因素,但和這一因素比,更加强大的因素是科技的進步。由於互聯網科技和計算機技術的普及應用,美國銀行的營業點數量在過去十年中下降了 20%,歐洲一些國家更快,北歐的銀行營業點下降了 60%,雇員人數大大縮減,銀行利潤得到提高。福特汽車在其全盛時期美國本土雇員超過 50 萬人,而今天的特斯拉在美國本土的雇員只有 5000 人左右,縮水 100 倍。產業結構的轉型,使得大量失業人口出現,這也對現代民主制度提出了挑戰,因爲這些被社會進步抛在了後面的人,他們依然有選票。儅他們不滿的時候,在現代通訊條件下,他們有能力表達出“將社會拉回去,讓美國重新偉大起來”這種意願,甚至,能夠成功。 所以,現代信息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對於民主國家來説,即促進了個人主義,讓更多的像比爾蓋茨,喬布斯,馬斯克這樣的精英有了表演的舞臺,又使得其民意得到更充分表達,造成了政黨的意識形態對立,增加了其社會運作的成本。 而對於集權國家來説,現代的信息科技的進步,更多的則是一種好消息。這是因爲這些國家,包括中國在内,都還沒有發育到個人主義的價值觀階段,或者說后物質主義階段。他們還處於一種追趕者的地位,這種時候,個人精英的突出並不特別重要,這些國家更為重要的依然是集體主義下的資源集中問題。 信息技術雖然在中國也可以起到更充分表達民意,讓普通人相互看見對方,對傳統媒體的宣傳造成挑戰等作用。但縂的來説,這一技術是被極權政府所控制的。他們可以隨時掐斷這一信息交流渠道,讓這種交流很難形成某種共識或產生某種政治力量。這種民間的意見,是受控的。反過來,信息技術反而促進了集權政府收集信息的能力,政府更容易發現民間到底發生了什麽,在哪些地方需要做出改進,哪些地方需要增加壓制等等。 在關於民主討論系列的第一期中,也就是 12 月 8 日的“北美經綸”節目中,我提到,集權制度統治中有兩個問題,一是信息反饋環過長,統治者往往不能全面瞭解自己的社會;二是官僚體系是維持統治的核心組件,但這一組件也有自己的利益訴求,他們就很可能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將信息篡改扭曲。中國歷史上厤朝厤代都有“告密制度”“密折制度”“特務制度”,就是最高統治者爲了能盡量搞到真實的社會信息;而各朝各代都必須搞的“整頓吏治”,則是皇權和官僚體系之間的利益博弈。 在信息技術的發展中,第一個問題得到了較好的解決。最高統治者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瞭解自己國家的基本情況,這對中國進四十年來的高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臺剋服了自己信息反饋遲緩的集權機器,發揮出了驚人的治理效率。如果有些問題還不夠明瞭,那麽他們可以通過犧牲少數的方式,在某一局部地區搞試點。失敗了,損失的不過是一個小地區,但如果成功了,或者總結出了經驗,則可以迅速在全國推廣,這一治理模式貫穿了中國的整個現代制度調整。 信息技術雖然也有助於最高統治者瞭解自己的官僚系統,但所起到的作用卻是有限的。因爲官僚系統也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即使最高統治者可以得到原始的社會信息,但這些信息還要靠官僚系統來解讀,最高統治者還需要官僚體系提出的解決方案來治理國家,因此這方面的改善的有限的。比如最近爆發的中國房地產行業的資金鏈斷裂問題。中國房地產行業的高負債高杠桿操作的危險性,這一信息是公開透明的。但地方政府的收入幾乎全部來自和房地產行業相關的產業,因此必須力保房地產持續增長,最終導致一家房地產企業就能欠債高達兩萬億人民幣的局面。從這個例子上來看,高度信息化並不能完全解決官僚體系自身利益和國家多數人利益之間的矛盾。 另外,決策過程依然是極權政體的一個沼澤。如果說民主政體下,由於民意的充分表達,而導致政治兩極化,產生了決策困難的話,那麽極權體制則剛好相反。極權體制會考慮一定的民意,但由於其政權合法性只要求政府能“造福多數人民”,因此他們難免傾向於忽略少數人利益。儅統治者認爲自己的政策可以起到良好的社會效果時,他們傾向於忽略反對的聲音。這依然會導致政策制定的草率,導致不良後果。這一點上,現代信息技術對極權體系的幫助是有限的。因爲這本質上不是信息的問題,而是如果分析信息的問題。 集權制度甚至有利於大數據的發展,因爲在集中數據資源這一問題上,集權制度又體現出了集體主義的高效性,他們可以毫無顧及地徵得大量的數據資源,這些數據資源有利於人工智能的培育。 那麽未來呢?這將會是一個很神奇的未來,各位觀衆請繫好安全帶。 我們知道,在我們可見的未來,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收集分析將會成爲推動社會改變的一個最主要力量。他們會帶給人類怎樣的改變呢? 實事求是地說,無論在皇權下還是在民主制度下,社會的終極目標依然是造福更多的社會成員。兩者的組織方式不同,但根本目標是一致的。普通老百姓的日子過不好,貪官作爲政治打工仔,可能還能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但作爲最高統治者的皇帝,卻會擔心自己的王朝是否還能穩定。各種制度的安排,都是爲了找到一個社會幸福度最大化的解決方案。兩者的區別是,民主制度的方案會更傾向於公平和平等,而集權制度下的方案會一定程度上地傾向於權力者。 這個時候,人工智能登場了。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在所設定的基本參數和傳感設備輸入的大量社會數據下,尋求到社會利益分配方案的最優解。人工智能的本質,是治理者和受治理者雙方在簽訂治理合同時,只規定了結果輸出(即讓我滿意),但沒有規定具體執行方案,執行方案由電腦決定,這更傾向於結果的公正和公平。因此,在民主社會裏,這將是一個更爲公平和透明的行政政策選擇。在集權社會裏,結果輸出可以被設定爲對權力者傾斜,但人工智能給出的方案依然會考慮社會穩定的因素,因此相對來説,老百姓還是滿意的。請注意,這裏發生一件革命性的改變:即集權體制開始了擺脫官僚體系的嘗試。在人工智能下,每個官僚只能成爲一個最終執行者,他們本質上開始蛻變為螺絲釘了。 同時,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使得大量的勞動力成爲多餘。在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 Yuval Harari 的“明日簡史”中提到:未來將會產生大量的“無用階級”,社會不但不需要他們的勞動,甚至連他們的消費都不需要。很多人會反對這一預測,認爲大規模的失業在工業革命時期並沒有出現。但工業革命替代的只是人的體力,機器還需要人去操作;但人工智能替代的卻是人的體力和智力。我們人除了體力和智力外,就沒有其他可以貢獻于生產的資本了,這和工業革命是不太一樣的。 這些“無用階級”在民主國家依然是有選票的公民,在集權社會裏,依然是可以造成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因此人工智能主導下的社會管理體系不可能忽略他們的利益,但是,他們終將被這個現實世界所邊緣化,他們可能去追求更爲多元的價值,比如打游戲或者實踐宗教。但現實社會會開始讓他們感到缺乏興趣。這就出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無論是民主社會,還是集權社會,他們都某種程度地實現了對最廣大民衆的控制權,而且都是通過技術來實現的。兩者都會給廣大民衆以巨大的福利,讓他們過著體面的生活,看上去似乎共產主義的樣子,但整個社會,則是由非常少的幾個可以操控人工智能的精英們控制著。 這裏很多人會有一個問題:我們爲什麽一定要服從人工智能的決定呢?我們能不能說,我對人工智能制定的某項制度不滿呢?我認爲,早期會的。但時間一長,這種反抗就會消失。爲什麽呢? 這個答案存在于我們每個人手上的 GPS 服務。GPS 為我們提供的選擇,來自一個更大是視角和更多的信息,相當於一個人工智能為我們選擇的道路。我們剛開始用的時候,往往會產生:“也許機器為我選擇的道路不是最好的,讓我自己來選擇吧”這樣的異議。但只要時間一長,你馬上會發現 GPS 為你選擇的道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最優的,都能帶你更快速地到達目的地,而且GPS 還在不斷地改進自己。看上去,每次更改道路,GPS 都會徵求你的意見,讓你做選擇。但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