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ic 今日美政
原本今天是周末,是我们讲书的日子。但韩国那边发生了一件大事,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今天我想来讲一讲关于东西方政治制度 的事儿。
韩国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已经过去几天了,我想大家都能从网上找到资料,我这里就不多费时间了。总之,大家一定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韩国总统真是不好当,几乎没有一个善终的。韩国的政治虽然是民主体制,但给人的感觉依然是对立的双方政治报复欲极强,相互都恨不得把对方弄死的那种。这次不成功的戒严,很多人认为也是韩国总统被议会逼得没法了,才进行一次莽撞的举动。
相比之下,我们会发现西方的政治虽然也有很多野蛮的杀戮,但政治对立双方似乎很少必须要把对方弄死的感觉。在西方古代,政治斗争的结果最常见的是将对方流放,或者逼迫对方签署对己方有利的条约或者法律。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把政治对手杀死的情况,在西方历史上其实并不多见,也只限于非常激烈的革命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我的习惯是要找到那个最初的原因。10 万年前,大家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而且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10 万来年的时间不足以产生任何生物特性的改变,所以这个区别,还是得从各自生活的环境,以及这个环境带来的各自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来找。
先来看欧洲。欧洲文明真正的起源是希腊。希腊多山,但面临地中海。这是一个不适合农业耕作,而更适于航海经商的地形。尤其是更早的克里特岛文明,克里特岛在公元前 15 世纪之前几乎是地中海贸易网络的中心。欧洲板块上气候和地理条件更具有多样性,而中间的地中海和陆地上宽阔水流却不湍急的几条大河提供了非常便利的贸易渠道。各地具有优势出产的产品不一样,交通成本却比较低廉,这从本质上就决定了这个地区更适合发展商业。
可以简单地说,欧洲文明的底色,是商业文明。相互做买卖的人最看重什么呢?最看重契约。古代犹太人也是一个商业活动很频繁的民族,所以犹太教中,上帝给犹太人的不是命令,而是契约。契约在商业民族中,就具有了神圣性。在古希腊,古罗马的考古中,都大量发现了当时的商业文书,其中有借贷商品货款的,有 “期货” 买卖合同的,甚至关于风险如何分担的各种合同。

贸易的利润比抢劫要高。能好好做生意赚钱,谁都不会动抢劫的念头。即使是东亚的野蛮游牧民族,或者北欧的海盗,他们在能做生意的时候,大多数时候还是选择来做生意。没生意可做才抢劫。因为谁都明白,生意是一直可以做下去的,而暴力只能获得一次收益,而且所冒风险还很大。如果不幸惹到一个叫刘彻(汉武帝)的家伙,搞不好家破人亡,漠北千里,安不下一个岁月静好的王庭。划不来的。
那么要做生意,就得守约。诚信就变得很重要,信誉就变得很重要。而且做生意还得为对方考虑,要让对方也有得赚。人家赚不到钱,就不会来和你贸易了。在古代,和今天差不多,要建立一个稳定的贸易关系,寻找到稳定可靠的贸易伙伴,是非常重要的。贸易双方更强调的是一个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只能建立在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尊重契约就是这种理解和信任的最直接的表现。商业民族会把眼光放得更长远,只要有利可图,就会给对方留一条生路。战争的爆发往往是商业竞争对手之间,而且目标也不是抢劫对方的财物,而是让对方退出竞争。
比如14 世纪在欧洲呼风唤雨的汉萨同盟,这就是一个商会组织。汉萨同盟和北欧的几个国家,包括丹麦、挪威、瑞典,还包括英国,都打过仗。目的都是为了签订对自己的贸易更有利的条款,没人想去推翻那些王室,抢一个国家来自己当国王玩的。商人们很聪明,这根本划不来。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西方列强入侵清朝。清朝皇帝弄了半天才知道,这帮洋人和古代的游牧民族入侵不同,他们即不抢劫,也不图谋推翻王室,人家就是想和你做生意赚钱。所以后期清王朝虽然觉得洋人很欺负人,但基本上不把他们作为心腹大患,反而和洋人一起来对付自己国内的太平天国叛乱。在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清朝也逐渐明白了尊重契约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反过来看东亚的农耕民族。在古代,东亚基本上是一块内陆地区。因为海洋条件太严酷,当时人类的航海条件不足以进行常规的贸易。而陆上的贸易则成本太高,也划不来。一条丝绸之路就已经觉得很不错了,其实丝绸之路上的贸易量和地中海贸易是完全无法比的。丝绸之路最兴旺的时候,一年的贸易量只有几千吨货物,而地中海上一艘古罗马的货船就可以装载超过 500 吨的货物。罗马帝国从埃及仅仅进口小麦,一年就是 15 万吨的水平。所以双方贸易的难度,成本,是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的。这就导致东亚大陆上的产业相当单一,就是农业,商业非常微弱。
那么农耕民族最看重的是什么呢?没错,土地。有人认为汉族是一个和平的民族,不对外侵占其他土地。这其实是不符合事实的。古代汉族并不孱弱,而且文明程度在本区域可以说是一骑绝尘,鹤立鸡群。完全没有理由不扩张。汉人要是不扩张,那就真成人类奇葩了。你没看见中国的所谓少数民族,没有一个不是住在山沟沟里的吗?汉族实际上很早就扩张到了自己能力所能触及的最大范围,作为一个大一统王国,再大就没法管理了,或者说管理成本就太高了。越南太远,管不住了,辽东太远,管不住了,结果把自己头发都弄没了,高句丽太远,为了管它结果把自己弄亡国了,西域嘛,那地方没法好好种地,农耕民族不感兴趣。
同样是为了挣钱,为了争夺生存资源,贸易的做法是我尽量多和你做贸易,我尽量能垄断了和你做贸易,就好;但农耕的做法是,我必须把你给灭了,抢你的土地,这玩意才能给我生产出源源不断的财富来。所以欧洲很少有灭国战,而东亚则相信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一山不容二虎,一公一母也不行。有我没你,有你没我。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契约被看作是一种实力不济下的权宜之策。我实在干不掉你了,好吧,和你签个合同。这种合同一般都被叫做 “城下之盟” 或者 “不公平条约”,这个叫法一直到今天还获得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我打不过你,被迫和你签约,这当然是不公平的。不公平的条约我当然不是出于尊重契约的精神来遵守的,而只是没有办法的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请注意,守约本身,是人类共同认同的价值,因为守约可以消除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结婚之前都要订一个婚约嘛。但是农耕民族和商业民族相比,对契约的神圣性上,态度是不一样的。
两户相邻的农家,我想扩大我的收益,我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侵占你的土地,这样才能给我带来长远的收益。最好把你们家从地球上抹去,那你的土地就全是我的,我就利益最大化了。但商人一般不这样想,他们利益最大化的途径,是继续贸易。因为我即使把你给灭了,你们那块土地上如何生产生存,我们也不在行,我们要统治你们,成本还巨大,风险还巨高。斯巴达人为了统治一个黑劳士,自己苦得喝黑汤,咽生菜的,搞得周围人看他们都像看怪物一样。一句话,统治和侵占对于商业民族来说,实在划不来,不如大家签个合同做生意。
或者我们还可以反过来看。正是因为相互必须共存,才需要签署契约来给未来一个安全感,一个确定性;如果我们俩之间必须弄死一个,那么契约本身,也就变得没有必要了。所以你还可以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即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有限的地方,法律(也就是国家契约)就一般比较稳定;而政治斗争经常你死我活的地方,法律就会经常被修改。这个时候,法律这种契约已经不是为未来设计确定性,而是为自己的政治胜利背书用的了。
总结一下。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根本上是古代生产生活方式不同造成的。欧洲大陆的地理环境造成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差异很大,相互贸易才能带来更大的利益,因此他们会更尊重契约,更能容忍相互的共存;而东亚的地理环境则决定了生产生活方式单一,贸易成本巨大而且没有必要,大家相互争夺的就是固定资产土地,这种生活并不需要讲究尊重契约(这里没有价值判断,只陈述事实),也不能给对手留下太多将来可以翻盘的机会。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当然,我今天说的,都是文化层面的解读。历史上都会有很多例外。而且文化不是固定的,文化是会逐渐改变的,只是改变的速度比较慢。比如现在的台湾,那种要弄死政敌的气氛现在变得越来越淡;而在美国,两党越来越想把对方送进监狱,这些都是一些润物细无声的改变。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相互之间的影响空前巨大,因此不能用文化一个因素就对一个民族的命运来下判决。我们去追朔过去的文化因素,只是希望弄清楚我们是怎么来的,是如何走到今天的,我们在历史中产生的文化基因,会如何影响我们今天的世界。我不知道韩国人这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会延续到什么时候,但我很想弄清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Eric
在人类历史早期,人并不知道社会行为模式会受环境的影响。而在今天,人类不同区域间已可以密切的交流,互相对其他族群、社会的历史、经验都有比较深的理解; 同时经贸活动和人际交流受地理条件的约束程度与古代已是天壤之别。而且最重要的是,人们的思维水平到了新的高度,知道自身视角和环境存在限制,因而能克服这限制从全局整体的角度来认识自己,评估行为。人们已经可以并且应该跳出旧有的模式,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作者提到台灣政党政客之間比較沒有非要你死我活的鬥爭。不說文化,在實務上,政黨協商的做法相当程度的避免了多數暴力。台灣有海峽对面的威脅,包括支持中華民國派的軍方,和大多歷史上受過日本統治的台派。誰都不能完全照自己的意思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