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youtu.be/vAqM5bCXTyA 北美經綸 15 民主之爭(續) 在上次的節目裏,我最後提到,民主制度和極權制度在未來誰能勝出,要看技術發展的方向。這引起了很多人的質疑。因爲在我們這個時代看來,民主勝出幾乎是一個毫無疑問的未來。但我縂希望能避免一種偏好型的預測,英語裏叫 wishful thinking,就是說我希望什麽發生,我就預測什麽會發生,這讓我們感到安心,但可能會影響我們判斷的準確性。 我認爲一個較爲理性的預測,要依靠兩個方面的信息。第一是歷史,我們一般說“知道自己從哪裏來,才知道自己將去哪裏”,但這是一種比較文藝的説法。追朔歷史的本質,是去瞭解我們的人性,去瞭解我們的自然人性,在某種特定條件下,我們的人性會如何進行選擇。比如民族主義 nationalism這個東西,18 世紀促進了歐洲人的整合,但20 世紀造成了兩次世界大戰,我們瞭解歷史,就是瞭解我們的人性在這種内外有別的民族主義主張下,可能會出現的兩種歷史結果;第二個預測未來的信息是現實中的影響因子,這種因素主要來自于各種現實的改變,比如一個國家人口結構改變,技術水平改變,財富分配狀況的改變等等。這些因素是促進改變的特定條件,他們通過我們人性的自然反應來改變我們的結局。 我們今天的焦點,在理解技術進步會如何改變我們的政治制度偏好。 説到民主我們其實可以找到兩個源頭。第一個是我們大家都熟悉的希臘雅典城邦的民主,這是最主要的一支。雅典公民大會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公平的直接民主形式。雅典的歷史可以給我們兩個啓示: 這種人人都有機會來表達自己,都有機會來接近權力中心,甚至包含很强的權力制衡機制的制度,確實能夠創造出璀璨的文明,因爲它使每一個人都有機會來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質。相比之下,斯巴達雖然也有一定的民主氛圍,但斯巴達的民主僅限於軍事貴族内部,其餘的斯巴達戰士,僅僅是斯巴達戰車上永不生鏽的螺絲釘。因此斯巴達除了能打仗以外,幾乎毫無文明建樹可言。雅典的制度在和斯巴達的競爭中,失敗了。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文明展示了糟糕的組織能力和軍事人才的選拔能力,有投票權的公民不再願意從軍,而寧可花錢請雇傭軍;一些優秀的軍事將領被民主投票所放逐,最終民主的雅典被貴族寡頭政治的斯巴達所擊敗。因此後來像柏拉圖這樣的希臘哲學家,對民主這種社會組織形式,深惡痛絕。 事實上斯巴達和雅典各自的選擇,也體現了古代文明社會中,選擇極權還是民主制度的一種内在邏輯。斯巴達人占據了希臘半島上最好的土地,他們本質上是農耕民族(斯巴達人自身是外來的Dorian,而非古希臘Mycenaea土著。他們搶到了最好的土地,他們做了農民。)。農業收入穩定,因此人傾向於更努力地工作來獲得穩定收入,政治結構不需要過於複雜,社會穩定就可以了。斯巴達人除了禁止可能會導致貧富分化的土地買賣之外,就是不斷提升自己的軍事實力,他們的領導人相對權力集中。而雅典則是商業文明爲主。商業的收入並不穩定,需要人去動腦子找機會,還需要有冒險精神。可以誇張點說,雅典人每一個公民都比斯巴達的公民更有活力,腦子更聰明,思想更活汎。因此他們選擇了能提供更多機會,也更爲公平的民主制度。 這兩種選擇的基礎,是兩種不同的生存謀生的方式。 這個邏輯,在早期人類文明中非常明顯。農耕民族,無論是蘇美爾人還是中國人,政治結構都較爲簡單,權力集中;而商業民族雖然也逐漸進行權力集中,但其集中度遠不如農耕民族,往往止於還有幾個貴族,内部依然有一些權力制衡的狀態。 民主的另一個起源其實是人類早期的部落中,軍事貴族的合議制傳統。這也是因爲戰爭需要頭腦更活汎,更有冒險精神的人,要為他們提供舞臺。這一傳統在早期人類部落都有,但隨著農業文明和大規模人群集結的傾向而被弱化。華夏族、蒙古人、滿清女真人都是這樣一個發展路綫,開始有禪讓,有貴族和議制,但到了需要更大規模統治時,必須集中權力,這些早期的民主傳統就被抛棄,改爲了乾綱獨斷的制度。 但這一傳統被來自歐洲北部的,以諾曼人爲主的所謂蠻族所保留,因爲他們從來沒有機會建立過農耕社會或者超大規模的社會形態。與其說他們入侵並摧毀了羅馬,不如說是羅馬的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發現了他們。在英國的建立中,這種被盎格魯撒克遜人和諾曼人保留的古代部落貴族内部的權力制衡傳統,對推進英國民主,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的。 但無論是農耕民族,還是商業民族,甚至是游牧民族,我們都可以看到一個清晰的政治結構的走向,就是不斷地權力集中。這是因爲統治者貪婪嗎?不是。這實際上是一個現實的選擇。別忘了雅典是如何失敗的。 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個體和個體能力之間的差距並不大,因此大家比拼的是人口的數量。或者說,社會資源集中的能力。誰的人口更多,誰更能調動集中更多的社會資源,誰的獲勝幾率、存活幾率就更大。商鞅變法就是調動了秦國平民的力量;英國的長弓兵能打敗法國重裝騎士,也是調動了平民的力量;拿破侖橫掃歐洲,還是調動了更多法國平民的力量;甚至蘇聯破爛不堪的 T 34 坦克擊敗德國坦克之王的虎式坦克,本質上還是靠數量優勢。 所以,集中數量優勢,是當時技術條件下人類找到的一個普遍的生存解決方案。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就可以統一所謂極權和民主的兩種不同選擇。因爲他們的本質,都是爲了找到一條可以大量集中社會資源的途徑。 中國不斷集中皇權,是因爲這個國家歷史上的主要不穩定因素,來自内部叛亂。外族即使可以入侵,但外族在文明水平上和漢族差距太遠,不會對這個文明本身構成毀滅性打擊。皇權集中到了清朝,已經相當穩定,内部叛亂甚至宮廷政變的可能性都比之前的朝代要小很多。 而歐洲國家的主要威脅來自外部競爭者,所以他們很難去像中國那樣完全壓制國内的思想活躍分子,這些活躍分子有助於提高國力。我們前面提到的蠻族古老的部落民主傳統也使得歐洲人壓制貴族的成本太高。所以他們不會做得像中國那樣高度集中權力。 但即使如此,提前削弱了貴族力量,將權力高度集中於國王的英國和法國,還是走到了歐洲文明的前列。作爲對比,我們可以看荷蘭和西班牙,荷蘭和西班牙都曾經非常强大,但都因爲其内部權力不統一,無法集中社會資源,而最終敗於英國。我們前面提到的雅典敗於斯巴達,本質上也是因爲當時雅典的民主制度無法像斯巴達那樣調動起更為集中的社會力量。 但是到了二戰之後,情況發生了改變。 首先,戰爭不再是主旋律了。之前人類族群之間的競爭,本質上都是靠暴力或者暴力威脅來解決的。但二戰爆發出來的毀滅能力,讓人類自己感到害怕。從此戰爭主流上不再成爲競爭的主要選項了。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技術飛躍性的發展,導致個人和個人之間的能力差距呈指數級地擴大了。舉例來説,在古代一名蒙古勇士,個人能力再大,也最多能在戰場上同時對付四五個弱小的敵方士兵。但到了馬克沁機槍發明之後,一名機槍射手可以同時打敗一百名衝鋒的蒙古勇士。等到了導彈原子彈發明之後,一個工廠裏製造出來的武器,就可以殺死對方一個國家的全部人口。 在古代,一個農夫對社會的貢獻,恐怕和一個士大夫相比,是小很多的;但現代一個程序員產出的社會價值,遠遠超過一個普通體力勞動者。這種差距的擴大,是驚人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技術的進步使得古代的那種對數量的要求弱化了,我們轉而開始希望社會能夠創造出更多的能力超群的精英。 這不是說集中社會資源不再重要,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這種集中資源的行爲依然在經濟領域中出現,比如中國韓國這種集中全國力量來突破一個產業節點的現象,是依然存在的。但是,這已經不再是主要力量,甚至只能作爲追趕力量而存在。一個新科技的出現,就能遠遠甩開這些追趕者。一個特斯拉,就可以改寫整個汽車產業。 整個人類出現了從對數量整合的追求,到對質量創新的追求的改變。所以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在二戰之後,追求社會公平的民權運動開始興起,民主被確立為一種絕對正義的社會組織形式,个人自由被作为一种崇高的价值观進入各種價值傳播媒介。這才是我們今天的人類,會認爲追求一個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的社會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請注意,這些改變的時間其實並不長。据世界價值觀調查 WVS 80 多年的跟蹤,調查超過 90% 的人類主要國家的結果顯示:個人主義價值觀超越集體主義價值觀,僅僅發生在上世紀 60 年代之後。到現在也只有半個多世紀。 我們前面説過,無論是哪一種制度的選擇,本質上都是爲了尋找一條更適合自己的生存之道。古代爲了整合有限的資源,權力會不斷地集中,誰權力不夠集中,誰就會輸掉競爭。而現代因爲技術的發展,誰不强調個人的價值,誰就會輸掉競爭。 我們來説中國。 在上一次的節目裏,我提到了傳統文化對於路徑選擇的重要性。傳統的中國人根本不相信所謂權力制衡和個人自由,這是中國人從自身數千年歷史中學到的經驗,很難在短期内扭轉。中國的主體文化,依然是一種集體主義佔絕對優勢的文化,愛國主義 nationalism 盛行。這也符合 WVS 的調查結論。中國目前還沒有足夠重視個人價值的文化傾向。那麽他們有沒有來自現實的壓力呢? 應該說有一些,比如大量人才的流失。思想活躍者更希望能夠生活在一種個人主義的文化氛圍内,因爲那樣他們才更有優勢。但這種流失目前還不是中國需要重視的,因爲她還処於一種追趕的狀態下。集體主義的愛國精神甚至能夠幫助中國從西方獲得更多的先進技術和加工訂單。對產權保護的漠視也體現出中國文化并不看重個人勞動的價值。 但當今中國感受到的最大壓力根本不來自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上。在國家競爭層面,中國目前處於進攻狀態。我們前面講過,在人類大多數時候,競爭優勢來自數量的積纍。事實上,中國還沒有過這個階段。作爲追趕者,中國沒有必要去和西方比誰更有創造力,誰更能吸引來馬斯克,或者培養出喬布斯。作爲追趕者,中國更需要那些善於模仿和實幹的企業家。憑藉自己巨大的市場和廉價高質的勞動力,就已經可以取得非常大的競爭優勢。再加上極權制度帶來的整合資源上的高效性,像光伏產業,液晶板產業都使得西方國家被迫也動用國家力量來進行抵制。中國製造 2025 目標的提出,使得西方非常緊張。很明顯,這一類競爭上,西方處於守勢。這就是我們前面說的整合資源的集體主義的强大威力。 中國面臨的主要壓力,或者更準確地說,中國政府面臨的主要壓力,實際上依然沒有跳出中古時代的傳統。那就是政權合法性的壓力。如我們上一次所講的,在歷史上,中國各個王朝政府面臨的壓力,大多數時候都是來自内部的。因爲他們必須隨時表現出“造福人民”,才能維持自己的政權合法性。這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也是中國式政權合法性的來源。 既然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形式很不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很快,那麽縂的來講,中國在自己熟悉的傳統文化下,施行着自己传统的政治體制,感覺到的壓力並不太大,因此也沒有必要做出改變。但需要注意的是改善自己的貧富差距問題和控制貪腐,這些問題對於中國政府來説,難度並不大。當然,保持經濟繼續增長是很重要的。 這裏需要注意的是,中國雖然在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