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分享：我所见过的黑人

我所见过的黑人，撰稿人：王壮

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题图为：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长埃里克·亚当斯(Eric L. Adams)，与本文无关。

近来网上关于黑人的帖子很多。但发现真的和美国黑人打过交道的中国人并不很多，想把自己的一些经历记下来 。

对黑人的最初印象

1980年我来到马萨诸塞大学读书。那里是位于乡间小镇上的一座大学城。当时那里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只有10名，华人大多来自台湾和香港。学校里几乎没有黑人。在那里生活了四年多，我也没有直接和黑人打过交道。

当时我太太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读书。那里的中国留学生比较多，差不多每个长周末我都会到纽约去住两三天。和马萨诸塞大学一样，中国留学生大多合租一个单元，很像插队时各个村的知青点。

哥大离著名的哈林区（黑人区）只隔几条街，所以经常看到黑人。当时除了中国留学生之外，我不认识任何当地人。从那时起在中国留学生之间就流传着黑人很可怕的传说，而且有一次一名黑人尾随一名中国人进了所住的楼房（楼房的大门通常都是锁着的），并在电梯间实施抢劫，还把那学生打伤了。大家都传说应该随身带二三十块钱，遇到抢劫就给他，花钱消灾，因为那些毛贼通常都是瘾君子，发起毒瘾来什么都敢干。我也照此办理，但在纽约的四五年中一直没有遇上什么事。无论如何，大家一说起黑人来总是谈虎变色，胆战心惊。

最早的黑人朋友

1986年我在纽约找到第一份工作，是在纽约的一家四十多人的生物制品公司。同事们告诉我那个公司的组成就是纽约的缩影：老板是伊朗犹太人，高管是纽约犹太人，科研人员的主体是中国人，也有些美国白人，生产部门是菲律宾和波多黎各等西语裔人，后勤是黑人。而黑人只有两名：一名看起来很精干的小伙子，是清洁工兼收发，还有一名看起来饱经沧桑的、负责清洗消毒实验器皿的老人。

我所在的实验室里有一个台湾小姑娘，身高只有一米五几，却喜欢打篮球。我们经常在午休的时候到附近街区的篮球场去玩一会儿。后来，我们邀那清洁工小伙子参加。因为我们愿意带他玩，他很高兴，而且说起他对工作也非常满意，因为他的伙伴里很少有人能找到这种“科技公司里的高贵工作”，又非常羡慕我们这些“受过高深教育的人”。我倒是很羡慕他，因为他只比我高五六公分，却能够跳起来灌篮，而我连篮筐都摸不着。

我们三个人经常玩“斗牛”，就是一对一打半场，谁输了下场休息。我从来没赢过那小伙子，倒是小姑娘赢过他几次。显然他懂得怜香惜玉，手下留情。大家都玩得挺高兴。

那位清洗实验器皿的老黑人人很少说话。每天见面只是微微一笑，算是打招呼。有一天，我在会议室里看书，他也进来休息，就攀谈起来。他告诉我说他不是美国黑人，而是波多黎各黑人，即加勒比海黑人的一支。又问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说是中国人。他一下子兴奋起来，兴致勃勃地问我：你知道吗？中国有位伟大的教育家，他讲过人的学习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积累知识，学习原先不知道的东西；第二个阶段是应用，把学到的东西应用到各个方面；第三个阶段是融会贯通，使自己和世界融为一体。我大为惊讶，没料到这位老人竟然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话，又想不出哪位教育家说过这样的话，只好问他。他说，是两千年前的孔夫子呀，难道你不知道？我自惭行愧，只能甘拜下风，却始终也没想出孔老夫子在哪里讲过这样的话。无论如何，老人的这段话使我至今记忆犹新。对“黑人”的印象也大为改观，不敢小觑。这两位“黑人”之间的差别也使我意识到以前对“黑人”的笼统印象有多么离谱，不亚于早已摒弃了的“老子英雄儿好汉”。

在那期间，有一位台湾来的华人同事遇到了毛贼。他也是午休时出去，到银行兑换支票。那时还没有电子支付，每期工资都是一张公司发的支票，我们再把支票存到自己的账户了。这位老兄喜欢把钱拿到手里，不喜欢存银行，就到附近的银行去把支票直接兑换成现款。大概被一个黑人毛贼瞄上了，跟着他走到一个没人的街区，就扑上来把钱抢走了。这是第一个我认识的人遇到劫道的，没想到多年后我自己也经历了一次。

顺便讲一下，在那个公司里我还遇到过一位奇人，是一位叫做雅纳斯的希腊怪老头。身高体胖，从不正眼看人。哪怕对面走过和你打招呼也是斜眼看着左上方，不知道是不是眼睛有毛病。公司里所有的人都怕他。据说他是公司老板的老师，资格很老，自己有一间小实验室，从门口就可以看到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有生物化学试剂，也有物理仪器，还有许多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两次他突然不见了，我问同事，他们告诉我雅纳斯和老板吵架，一怒之下就去开出租车。我当时的老板叫杨惠郎，是个台湾人，曾被雅纳斯追着打，满楼道跑，被大家传为笑谈。有一次杨惠郎支使我去找雅纳斯借一条延长线，说雅纳斯会对他不客气，我去好一点。我找到雅纳斯，说明来意。他问我要干什么用。我说不知道，是杨惠郎要的。他哼了一声，说：他为什么不自己来？我不知道说什么，他却已经把延长线取了出来给我。从那以后，我们算是认识了，每次见面我都主动打招呼。他每次都也打招呼，眼睛却还是看着左上方的天花板。

又过了几年，我因为天天在纽约开车，习惯了，还经常和出租车较劲。觉得自己也能开，还可以挣点外快。于是找到雅纳斯，请他传授一点经验。他很高兴，笑眯眯地看着天花板，告诉我怎么去取得出租车司机的执照，什么时候出车最好。记得他告诉我最好的客人是黑人，都很爽快，给的小费也最多；中国人很安全，但大多比较小气，给的小费比较少；最可恶的是犹太人，经常不给小费，还总是百般挑剔。我问他：黑人不是都比较穷吗？为什么那么大方？他说，黑人受歧视，很多出租车见了黑人躲着走，你要是肯拉他，他就会很感激。我问他，难道黑人司机也不拉黑人吗？他哼了一声说，你见过几个黑人司机？原来在纽约黑人想开出租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终于被抢了

1990年我离开了纽约的那家公司，在制药巨头罗氏（Roche）找到一份工作。那时候一份工作通常只能维持三五年，然后就得再找，没料到在罗氏一干就是二十四年，直到2014年退休。其中的大部分应该说是我最开心的一个时期，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从1992年开始，我差不多每年都得到旧金山附近公司的另一个部门出差。1993年出差期间的一个晚上，我驾车到斯坦福大学旁边的帕罗奥图去看望我妈妈的一位老同事黄老师。那时还没有导航仪，我虽然去过一次，但记不太清了。在高速路上看到标记着帕罗奥图字样的出口，便下了高速路。下来一看，完全不是记忆中的样子，街道显得很荒，路灯很少，很暗。我想，一定是走错了。那时候也没有手机，看到路边有个公用电话亭，就下车给黄老师打电话。把情况一讲，他说：“哎呀，你早下了一个出口！那是东帕罗奥图，不是帕罗奥图！那个地区很不安全，赶快找路回高速路，下一个出口就对了。”

我走回汽车旁边。那是租来的一辆 Nissan Altima，是日产基于蓝鸟底盘针对美国市场设计的一款车。我拿出车钥匙，刚要打开车门，忽然从暗影中走出来一个黑人，比我高一些，大约一米七八左右，要跟我借火。我掏出打火机，他拿着烟凑了过来，却突然一窜转到我身后，把我拦腰抱住，而且把我的双臂也一起抱住。而且把我手里的车钥匙抢了过去。

我叫道：“嘿！你要干什么？”

他说：“把你的钱包给我！”

我试着稍微挣了两下，没挣动，这小子力气比我大得多，而且两臂都被他抱住。思忖了一下，断定他手里没有武器，不会有太大的危险。估计又是那种急着嗑药的瘾君子、小毛贼。就说：“OK，你松开一点，我的钱包在后兜里。我给你拿。”

他松开了一点，我掏出钱包，把钱包放到他手边。他一把抓住，松开我，拔腿就跑。 这小子还拿着我的车钥匙！没有车，陷在险地，我可就真要完蛋了！ 赶紧追了上去，喊道：“把车钥匙还给我！” 他不吱声，只是继续跑。 我继续追，又不敢追得太近，怕他有什么同伙之类的。只是保持在二十米左右，继续喊道：“你这个兔崽子，我已经把钱包给你了，把车钥匙还给我！”

他拐弯钻进了一个门洞。我心想糟了，如果追进去，到什么暗处，非吃亏不可。正在这时，听见有东西落地的声音。追近一看，果然他把车钥匙扔在地上了。

到了黄老师家，讲了讲过程。黄老师和朱老师都说，人没受伤就好。又告诉我东帕罗奥图离他们所在的帕罗奥图只隔一条街，却是两个世界。我想，纽约也是这样，把车停在马路一侧没事，停在另一侧就很有可能被偷。清点了一下，钱包里有几十块钱，丢了没关系。有一张信用卡，挂失一下也就行了。讨厌的是驾照也在钱包里，没有驾照开车就算违法，如果真被警察截住的话怕会有麻烦。

回到旅馆，已经是十点多了。告诉了前台，前台说最好报一下警。不久，来了一个小巧玲珑的女警，把情况记了下来。又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案件号码，说如果被其它警察截住，就告诉他们驾照被抢，已经报案了，把电话号码和案件号码给他们。我问她找回钱包的机会有多大？她说没什么戏。又嘱咐我赶快去把信用卡挂失。我照办了。

第二天回到公司，正在和系主任讲这件事，她的秘书走了进来，问我：“你是新泽西来的？”

我说：“是啊。”

她说：“你的驾照丢了？”

我说：“是啊。”

她说：“有人捡到了。这是电话号码。给他们打个电话吧。”

我很奇怪。有人捡到我的驾照并不奇怪，这种毛贼通常只要现金，但捡到的人怎么会找到我的呢？

系主任很高兴，让我赶快就在这里用她的电话打。我打了过去。原来那是一家疗养院。大清早上班的人捡到了我的钱包，里面有驾照和信用卡。他们打电话到新泽西的车管所，从车管所找到我家的电话，然后打电话到我家，告诉了我妈妈。我妈妈又打电话到我们（在新泽西）的公司，打听到了加州公司的号码，通知了系里。我本来不想告诉我妈妈的，怕她担心。这下子穿帮了，赶紧又打电话给我妈妈，让她放心。我经常出点不大不小的事，我妈妈也习惯了，倒也没太着急。

这件事后来在公司里成为笑谈。几乎每次出差都会有同事打趣说“别再到东帕拉奥图去！”或者“别再去追坏蛋！”之类的话。

我的黑人同事

我所在的公司是罗氏分子诊断（Roche Molecular Diagnostics）在新泽西的分部，最早包括了总部、开发和生产，研究部门则位于旧金山附近的阿拉米达，是今天广泛应用的核酸检测技术（PCR）的开山鼻祖。我参加罗氏时是在开发部门。1998年总部和开发部门搬迁到离旧金山以东50公里的普莱森顿，我选择了留在新泽西，转到生产部门。

在这里的24年间，新泽西公司从40多人增加到我退休时的700多人，如果包括在那期间离职的，大约会超过1000人，但黑人的比例相当低。我只能数出10名。在包装车间应该还有一些，但我和他们很少有来往。这10名黑人3男7女，有5名是秘书或从事文书工作，2名是实验员，1名是后勤，1名是信息技术（IT），还有一名从实验员做到质量控制部门的总监。从他们的表现来评价的话，有1名优秀，2名良好，5名一般，2名很差。IT的那名（良好）是尼日利亚黑人，其它的都是美国黑人。其中那名优秀、1名良好（后勤）、1名一般（秘书）曾在我手下工作。10人中有5人在我退休前先后离职。

回想起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社会中黑人的情况。罗氏是个高端企业，在这种企业里黑人的比例比较底：他们占总人口的13.5%左右，但在这样的企业里只占1%左右。相比之下，华人只占总人口的1.5%左右，在公司里的比例却在3%左右。另外，黑人所担任的职务以文牍、后勤为主，而华人几乎是清一色的技术人员，罕有从事行政管理，而且绝大部分是第一代移民。其中多一半来自大陆，小一半来自台湾，还有几名来自香港和东南亚。

两名良好中有一名是担任后勤的美国黑人。他中学毕业后就当了兵，并被派到伊拉克。退伍后辗转在我们公司找到一份后勤工作。他为人耿厚，工作勤奋，而且愿意学习。只是受以前条件所限，水平的提高也比较有限。另一名是前面提到过在IT工作的尼日利亚移民。他的技术很好，对公司里各种事情的看法往往比许多华人同事清楚，也许部分原因是相当一部分华裔依然有一定的语言障碍而形成所谓的“华裔亚文化”。有意思的是他对“美国黑人”颇有微言，认为他们不够努力。

优秀的那名是我“收留”的一名“弃婴”，是一个典型的美国黑人女孩。大约20年前，我接管了一个群，她在那个群门里年龄最小，很有活力，工作很努力，手脚很快，质量也不错，但是不太守规矩。接手不久，我就发现她经常被群里的几个白人女孩欺负，但她也不以为意，还是整天乐呵呵的。公司里每个人的座位上都有一部座机，可以打长途电话，当然原则上只可以用于业务，虽然偶尔用来打私人电话公司也不以为杵。这在当时算是很“奢侈”的待遇。这孩子就时不时给她在佛罗里达州的祖母打电话，引起了别人的非议，以至于那几个白人女孩（包括那孩子的组长）跑来找我，要求我把她开除掉，我没有理睬她们，只是告诫了一下那黑人女孩。后来，那孩子成为群里的骨干。 又过了几年，虽然那孩子干得不错，但我这里强人太多，她觉得轮不到她被提拔，就要求调到其它部门去。我很鼓励她到外面去发展。这样又过了十年左右，由于她有在我这里打下的技术基础，更重要的是在处理问题时既能坚持原则，又懂得如何灵活运用这些原则，解决了不少问题，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就逐步得到提拔。到我退休时，她已经成为质量控制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了。

综合这些情况看，可以看出几点：

• 从人群的总体上来看，黑人素质的分布和其它人群相似。

• 进入高端技术企业的机会比较低，即使在企业内，黑人从事技术工作的比例也不高，这和华人恰恰相反，也可以说恰恰形成互补。

• 这种情况的形成有社会文化的环境因素，也有人群本身的因素。比如说，在音乐体育方面，黑人的比例比华人高得多，显然有天赋的因素。

• 美国社会里的歧视是客观存在，但不是我们以前所熟知的制度性的种族隔离之类，而是在人们意识中普遍存在的偏见。这种偏见不但存在于白人中，也不限于对黑人的偏见，而是对各种其它族裔的偏见。而且，在华人中这种偏见比白人更甚，大概和彼此接触更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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